宋聿修/文

石敬亭是冯玉祥最信任的主要谋士，当西北军鼎盛时期，他同时兼任着四项重要职务，即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总参谋长、训练总监、第六方面军总指挥、陕西省政府主席。在冯玉祥担任西北边防督办时，他曾兼任过西北陆军干部学校的校长，当时我是该校的学生。以后在冯玉祥左右，我也时常和他见面。抗日战争期间，他担任军委会军风纪视察团主任委员，

每到河南南阳视察时，就住在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，因为他和该部前后两任总司令孙连仲和

刘汝明都是老同事、朋友，所以有时一住数月。当时我在第二集团军总部工作，时常和他谈及往事，所以对他的事迹知之较多。

“社会大学”毕业的“野士”

石敬亭，字筱山，山东省利津县人，1886年（光绪十二年）生。幼时家庭比较富裕，是个书香门第，他读旧书较多，以后又考入利津县的学堂读书。因感于清朝政治腐败，立志救国，决定投笔从戎，进入驻在山东的新军第五镇当兵。1907年（光绪三十三年），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，随带新军第三镇和第一、第二两混成协出关。第一混成协协统为王化东，该协由第五、第六两镇各抽调一标编成。石敬亭随队开到新民府，编入第一混成协。王化东协统是一位学识丰富，精明干练的将领，他训练部队甚为严格，并且特别注重培养干部。他成立了军官讲堂，除下级军官以外，还吸收一部分有文化的士兵参加学习。王化东每天都亲自到讲堂点名，督促学习。教官都是陆军大学毕业的，最著名的有段其澍（字雨村）、萧习之等。课目有基本战术、应用战术、兵棋①、日俄战史、率兵术、国际公法等。教官讲授都非常热心，学员学习也极努力。这样连续进行了三年有余，学习成绩极为显著，学员基本具备了一般军宫学校毕业的水平。石敬亭也参加了这项学习，同学中有冯玉祥、郑金声、邱斌（岘章）、张之江、鹿钟麟、张树声、李炘（显堂）等，英俊之士甚多，当时被称为“龙虎班子”。在这时候，石敬亭就和冯玉祥等建立了友谊。由于石的文化基础较好，接受新知识较快，成为这批学员中的佼佼者。记得他曾说过：“我们部队中，有些人是大学毕业的，有些人是留过学的，有些人还得过博士、硕士、学士等项学位。我没有上过正式学校，可以算是‘社会大学’毕业的。社会大学的四大教程是艰、难、困、苦，艰难困苦备尝之日，就是‘社会大学’毕业之时，我给自己封了一个学位，叫做‘野士’。”

1910年（宣统二年），第一混成协扩编为第二十镇，由陈室任统制。石敬亭所在的一标，编为第四十协第七十九标，石也被提升为下级军官。这时他参加了王金铭、施从云等组织的山东同乡会，秘密进行反清革命活动。1911年（宜统三年）春，陈宧被调走，第二十镇统制由张绍曾继任。张绍曾是北洋陆军中的新派人物，比较同情部队中王金铭、施从云、冯玉祥等革命分子，因而在第二十镇的中下级军官中，革命气氛日益高涨。这年10月10日，爆发了武昌起义，革命派军官群起督促张绍曾响应起义，率部直搞北京，但张顾虑到第二十镇中的协统、标统多数是保皇派，未敢贸然发动。他向清政府提出12条政见，主张宣布立宪，改革政治，反对讨伐革命军。清政府一面复电表示接受张的意见，一面调派张为长江宣抚大臣，撤去其第二十镇统制职务。

张绍曾走后，第二十镇中的革命派失去了领导者，一时不知所措。但革命活动已为保皇派所知悉，如再等待，将有被迫害的危险，而且住在天津的白亚雨、王法勤（励斋）等革命党人一再催促，因此，驻在滦州的七十九标，在王金铭、施从云领导之下，于1912年1月3日仓卒发动了滦州起义，率部向天津进攻。这时石敬亭率一连人担任后卫，阻击敌人的追击。终因起义部队兵力过于单薄，遭到失败，王金铭、施从云等数十人遇难，石敬亭得以逃脱。

为冯玉祥培养“在大风大雨大雪中能站稳的人”

民国成立之后，袁世凯政府任命张绍曾为绥远将军（后任绥远都统），石敬亭前往绥远投效。当时张绍曾成立了一个绥远混成旅，派石敬亭到该旅当参谋。1913年土匪进犯百灵庙，张绍曾令混成旅往剿，将土匪击溃，石敬亭以功升为该旅参谋长。以后张绍曾辞去缓远都统，绥远军政逐渐腐败，石敬亭郁郁不得志。1917年讨平张勋复辟之后，冯玉祥重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，石敬亭遂离开绥远，到廊坊投效冯玉祥。因为当时旅部宫佐没有空缺，冯委任他为额外差遣。过了不久，旅部军法处出缺，冯改委他为上尉军法官。1918年随军到常德之后，冯才把他调为上尉参谋，兼任模范连的教官。因为他知识面广，经验丰富，讲课能理论联系实际，生动活泼，因而得到学兵的好评，也逐渐受到冯玉祥的赏识和信任。1920年第十六混成旅由湖南撤至河南信阳驻防，石敬亭升为少校参谋，仍兼任学兵大队和教导团的教官，其训练干部的才能，更为冯玉祥所重视，1921年参加讨伐陈树藩之役，随军入陕。不久第十六混成旅扩编为第十一师，冯玉祥升任师长，门致中升任师参谋长，石敬亭升为主任参谋。陕督阎相文自杀后，冯玉祥继任督军，石敬亭升为督署军务科长。

1922年夏，冯玉祥率第十一师至河南，参加直奉战争，在驱逐赵倜之后，冯继任河南督军，石敬亭又被任为河南督署军务科长。这时他协助冯玉祥招募了五个新兵团和一个学兵团，石兼任学兵团长。这年冬天，冯被调为陆军检阅使，率部移驻北京及其附近，将所部编为一个师和三个混成旅，另有学兵及手枪队各一团。石敬亭被任为第十一师参谋长兼学兵团长。这时学兵团驻在南苑，有学兵1000余人，大部分具有中学文化程度。石敬亭把他们编成步兵一营和骑、炮、工、辎各一连，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学兵团的训练上，要求极为严格。加以教官都是陆军大学、日本士官学校、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，教学颇为认真，成绩极为显著。这样学习了将有两年，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后才结束，这批学兵的学术科程度，一般都与军官学校毕业生不相上下。以后西北军的中级军官，大部分是这个学兵团出身的。

石敬亭这次办学兵团，冯玉祥甚为满意，认为他已经完全掌握了自己练兵的要领，训练出来的人，也都达到了冯自己的要求，所以对石更加信任。而在石领导下的那些教官和营连排长们，也对石十分钦佩和敬仰。这就为他以后的飞黄腾达创造了条件。

冯玉祥发动“首都革命”之后，1925年出任西北边防督办，又扩编了一些队伍，石敬亭被任为第四混成旅旅长，天津战役之后，石又升为第五师师长，并兼任西北陆军干部学校校长。这个学校是1925年夏天成立的，因为“五卅”惨案之后，青年学生出于反帝爱国热情，纷纷要求投笔从戎，冯玉祥利用这个机会，在北京、张家口等地招考了600多名学生，在张家口设立了西北陆军干部学校。该校第一任校长是陈琢如，训练了三个月之后，学生们被分送到部队入伍。天津战役结束后，又于1926年初，召集学生回校复课，由石敬亭兼任校长约有半年，最后由黄克德继任校长。

石敬亭兼任西北陆军干部学校校长期间，由于他对军事教育极感兴趣，所以把主要精力用在学校方面，每天都亲自到操场和讲堂检查，夜晚还要到各队点名，并和学生谈话。每天上午出操时，他都到各队察看教练情况，并在收操前半小时左右，把学生集合起来，由他对教练情况进行评讲，有时亲自做示范动作，并结合进行精神教育。由于他经验丰富，讲解生动，所以深受学生们的欢迎。他有些言论，寓意深刻，使我至今不忘。例如有一次他讲到忍耐的重要性，他说：“军人须有忍人之所不能忍，耐人之所不能耐的精神。在大风大雨大雪中能站稳的人，才是真能救国的人。在被人打掉了牙时，要连血吞下去。”他举例说，当初他辞掉在绥远的上校职务，来第十六混成旅投效，冯玉祥只给他一个额外差遣的名义，每月发给生活费15元，如果他不能忍耐，哪里会有今天。又有一次他说：“当军人必须有忘我精神，应当受命之日忘其家，临阵约束忘其亲，握桴鼓执戈矛则忘其身。就是说当你受命出征时，应该把家忘了，不要再想它；到了战阵，你的亲人犯了错误，应依法惩办，不能宽容；到了交锋战斗时，就要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。”又一次他讲到“好整以暇”，他说：“当一个军官，应在‘好整以暇’上下功夫，所调‘好整以暇’，就是人乱我整，才能人忙我暇。你平时如果弄得很乱，有事时必然显得很忙；你平时如果什么东西都弄得整整齐齐，到有事时就显得很闲暇，可以不慌不忙。”他的一些言论，对学生们以后做人做事起到了参考作用。

石敬亭很注意研究学生们的心理，关心学生们的生活。例如他兼任校长不久，就赶上过春节，在阴历除夕，他忽然通知各队，要在正月初一上午去赐儿山行军。赐儿山是张家口附近的名胜，山上有泉有庙，距学校约十余里。届时他徒步带领全体学生一起爬上赐儿山，在那里唱军歌，讲故事，游玩取乐，尽兴而返。事后他向同学们说：“你们初次在部队过年，难免有思念家人之心，以致情绪有所波动。大家出去爬爬山，热闹热闹，这个年就过去了。”又如他看到学生们生活紧张，操课繁忙，就有意识地在每天出操后讲话时，讲一些趣事和笑话，使大家感到愉快，以缓解紧张气氛。同学们反映：“听校长讲话好象听一次相声，感到很高兴为了活跃学生生活，他还组织一些演讲会、文娱会等活动，不断邀请一些技艺人员到校表演。

如有名的大力士王子平、车技艺人小李三等，都到校表演过。总之，他可以称得上是位军事教育家，同学们对他相当敬佩。

担任冯玉祥的总参谋长

1926年1月，冯玉祥辞去西北边防督办职务，推荐张之江继任，3月冯途经外蒙赴苏联参观。不久，奉直各派军阀联合向冯的国民军进攻，国民军决定缩短战线，退守南口。随后阎锡山也出兵晋北，企图截断国民军后路。这时石敬亭担任后方总司令，离开西北陆军干部学校，前往平地泉，主持后方工作。当时国民军的战略方针是东守西攻，以必要部队固守南口及多伦等地，以韩复榘、石友三等精锐部队向山西进攻，企图打下太原，以扭转战局，迎接南方革命军北上。但由于种种原因，攻晋部队未能奏效。后以旷日持久，师老兵疲，加之粮食弹药日渐缺乏，形势危险，石敬亭遂于8月上旬乘汽车急赴库伦（今乌兰巴托），从那里连电催促冯玉祥从速回国。8月中旬，国民军全线撤退，冯玉祥闻讯后即离莫斯科，首途回国，石敬亭在库伦等候冯玉祥，然后一同到达五原，组成国民联军，暂师参加北伐。开始，冯任命鹿钟麟为总参谋长，石敬亭为政治部长，不久鹿率参观团赴苏联，石继任总参谋长。他对冯的整编部队，指挥作战，赞助甚多，西安解围后，他随同冯玉祥进驻西安，筹划进军中原的各项准备工作。

1927年5月1日，冯玉祥在西安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，即统帅部队向河南进军，并将所部编为八个方面军。原来，冯玉祥以于右任为驻陕总司令，主持陕西省的军政事务，此时于右任离陕前往武汉，参加国民政府工作，冯乃留石敬亭为陕西省政府主席，主持陕政，并命他兼任第六方面军总指挥，统辖驻陕部队，仍保留他的总参谋长职务，令曹浩森以副总参谋长名义随冯往前方指挥。第二集团军进入河南以后，冯玉祥又在洛阳成立了一个训练总监部，由石兼任总监，令邱山宁（即邱斌、邱岘章）以副总监主持工作。石敬亭在陕期间，一面安定后方秩序，一面筹划向前方部队输送军用物资，工作十分繁忙。

同年夏天，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从宁夏率部追剿流审于陕甘边区的黄得贵、韩有禄匪部，将该匪剿平后，于冬季进驻西安。冯玉祥遂将石敬亭调到河南总司令部工作，由宋哲元继任陕西省政府主席，所有驻陕部队改归第四方面军指挥，第六方面军总指挥部随即撤销。

此后，石敬亭正式执行第二集团军总参谋长任务，协助冯玉祥训练部队及指挥作战。

1928年5月，北伐军占领山东，南京国民政府以孙良诚战功卓著，任孙为山东省政府主席，冯玉祥以孙正在前方指挥作战，派石敬亭代理山东省政府主席职务。当时济南为日军占领，省政府暂时设在泰安。石敬亭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，把省政府组织起来，开始办公。

北伐战争结束后，冯玉祥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，于1928年秋天到南京就职，鹿仲麟随冯去当军政部次长，曹浩森随去当军政部陆军署长。冯离河南之前，把石敬亭调回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，让他以总参谋长身份主持第二集团军的日常工作，以秦德纯为副总参谋长协助之。山东省政府主席职务，由孙良诚正式接任。过了不久，南京政府召开编遣会议，将第二集团军列为第二编遣区，冯玉祥委派石敬亭为第二编遣区主任，主持编遣工作。按编遗会议决定，第二集团军编为12个师，每师1.5万人左右。第二集团军当时有40万人左右，需要遣散一半以上，任务是相当艰巨的。特别是师长、旅长等高级将领，留谁去谁，煞费斟酌。冯玉祥所部的高级将领，大部分是行伍出身，他们由于学识不够，政治头脑简单，在当中下级军官时，都能服从命令，遵守纪律，为冯所喜爱；但当升任军师长之后，自己独当一面，权力渐渐加重，便忘乎所以，骄悍成性，不受约束。特别是当面临困难之际，韩复榘、石友三等竟脱离西北军，向阎锡山投降。以后虽经冯玉祥劝勉，率部归回冯之麾下，但在冯心中，却留下深刻的伤痕。因此，冯玉祥想在此次编遣中，提拔一部分学生出身的军官担任师、旅长，以便逐渐改变高级将领的素质。石敬亭当时在第二集团军中，已经成为学生出身的军官的首领，自然极力赞助冯的主张。但行伍出身的将领们，已经各有一套人马，根深蒂固，调动牵扯甚多，只能采取慢慢来的办法。在进行编遣时，韩复榘部改编为第二十师，冯便想以这一师为突破口，遂把韩升为河南省政府主席，第二十师师长一职由保定军校出身的李兴中接任。这一措施，不仅韩复榘个人不满，认为是削去他的兵权；其他行伍出身的将领，也都对石敬亭表示不满；认为是他在冯玉禅面前献计进言，企图夺取军队的控制权。因此，后来韩复榘、石友三等叛冯投蒋时，都把反对石敬亭作为一个借口。平心而论，石敬亭的主张，不失为改造冯玉祥部队的一种方法，可惜为时太晚了。韩、石叛变之后，冯玉祥军中有些人也认为石敬亭对冯部的团结起了破坏作用，石敬亭有口难辩，以后他辞去了总参谋长职务，不再多提意见了。

1930年，阎、冯联合反蒋，发生了中原大战，石敬亭曾任陇海铁路督办。结果蒋介石胜利，阎、冯失败。晋军失败后，大部分撤回山西，仍然保有一定的实力，而且内部相当团结，为阎锡山再起奠定了基础。而冯玉祥所部失败后，缴械的缴械，投降的投降，竟然土崩瓦解，一败涂地，其失败之惨，大大出人意料之外。最主要的原因，笔者以为还是高级将领的素质问题。晋军的高级将领多是军事学校毕业的，而冯部的高级将领多是行伍出身的，由于知识高低、素质优劣的差别，其结果竟大大不同，这对冯玉祥的教训实在太大了。记得1928年我在陆军大学第9期学习时，何基沣也在陆军大学特别班第1期学习。有一次我们闲谈，何基沣很有感慨地说：“冯先生净用兔子来驾辕，早晚非倒赛不可。”北方农民有句谚语说：“兔子若能驾辕，谁还花几百块钱买骡子!”何基沣这个预言，竟不幸而中了。

晚年曾自嘲：“过的是半日圣贤、半日禽兽的生活”

冯玉祥集团失败后，石敬亭寓居天津，过隐士生活。1935年，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，并兼冀察绥靖主任时，聘请石为他的总参议。后来石因为和参谋长富占魁发生矛盾，愤而辞职。同年11月，冯玉祥到了南京，次年1月，出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，石也到了南京，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，常与冯玉祥、鹿钟麟等同到陆大特别班第三期听课。抗日战争期间，石任军事委员会军风纪视察团第二团的主任委员，到各战区巡查军风纪。他每到南阳视察时，因为第二集团军熟人很多，往往一住数月。在谈到视察工作时，他说很不好办，因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，他不敢管，对杂牌部队，他不忍管，只好在发现问题时，向部队长提出来，听不听就由他们了。在我到他的住处看望他时，有时他在打麻将，有时他在吸鸦片。他自我解嘲说：“我白天向部队讲话，满口仁义道德，晚上又赌又吸，过的是半日圣贤、半日禽兽生活。”

1945年上半年，胡宗南向蒋介石推荐石敬亭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宫，这是因为石在冯玉祥旧部中有一定的威望，胡宗南想通过他把这些部队吸引到自己的指挥之下，以壮大实力。实际上石既不能过问胡宗南部队的内部事务，而且个人的行动也受到限制。解放战争末期，他被胡胁迫乘飞机到了台湾。1951年蒋介石给他一个“国策顾问”名义，1957年又被任为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，实际上无所事事郁郁寡欢，除了和原冯玉祥麾下的老朋友孙连仲、冯治安、刘汝明等有时来往外，很少参加其他活动。1969年病逝于台北，终年84岁。

1989年8月